领度支、殿中、金部、仓部四曹，掌管全国财赋的统计和支调。

　　度支曹为国家财计主管机构，而地方上，郡（以及封国）有上计吏，在郡守（内史）之下专管财政记账，掌握地方财政收入数字。

　　并负责收集属地财政数字，设有专门的“上计簿”，用以向京师呈报。

　　以便中枢对地方财政收入进行核算。

　　但是，自古以来，历代朝廷的财政，实行“量入为出”的制度，更进一步的财政预算制度，却实行不起来。

　　这不是理财能手们不想实行，而是现实条件决定了要实行财政预算、决算制，根本就执行不下去。

　　一，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，受天气影响很大，随着年景而出现的丰收或歉收，使得财政预算难以做到相对准确预估。

　　二，财政收入里，收入有两种，一是税（田租、户调以及商税、杂税），二是劳役。

　　税好统计、预估，可劳役役却做不到。

　　劳役、杂役的实现，需要征发百姓来服役，但无法对服役结果进行准确评估。

　　因为百姓以亲身应役的方式，修建的桥梁、房屋、水利设施，根本就无法纳入财政总账。

　　若把百姓亲身应役服役排除在预算外，不是不行，可百姓缴纳代役钱、官府以此雇人代役

　　而产生的费用，怎么算，是个问题。

　　三，皇帝的为所欲为，使得开支无法控制。

　　皇帝对功臣、近亲、佞幸的赏赐，既无常例所循，也无数额限制，全凭皇帝的一时之念。

　　动辄赏赐若干顷良田、若干封户，或直接赐予金银珠宝或绢帛，所以会导致开支失控。

　　四，皇帝私库和朝廷国库界限模糊不清，国家公用和皇帝私用分不清楚。

　　从制度上说，自古以来，历代朝廷的财政有两大管理系统，其一是国库，其二是皇帝私库。

　　掌管国家公用的是大司农，掌管皇室费用的是少府，这是汉时制度。

　　但实际运行中，少府系统经常侵占大司农系统所属的财物、财政收入，甚至皇帝自己也带头“化公为私”。

　　直接将各官署的财物乃至国库收入挪用，用来满足自己的各种需求，譬如营造宫殿、园林。

　　或者如梁武帝萧衍那样，一言不合就出家，迫使大臣们花公帑来赎，前后四次，直接导致国库少了亿万钱。

　　所以，除非君主立宪，有效限制皇帝乃至皇族的行为，财政预算制度才能真正在国家层面有效实行。

　　然而在这个时代，不可能有君主立宪制的政体，也不太可能有严格自律的皇帝、皇族，必然无法实行有效的财政预算制度。

　　李笠看着手中的资料，听着薛月嫦的汇报，只觉有些无奈。

　　这个时代，不适用许多他熟悉的制度，硬要上马，必然“水土不服”。

　　但是，财政/财务预算制度，还是可以在许多地方实行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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